文/姚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杰里米·里夫金的《韧性时代》是一部重新思考人类发展和进化的论著。在这部论著中，里夫金以熵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深刻分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造成的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指出人类需要进入“韧性时代”，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效率至上”的挑战

弗里德里克·泰勒是“效率至上”的创始人。1911年，他的《科学管理原理》论著一经出版，就把效率的概念植入现代文明的骨髓，从而成为商界的“圣经”。泰勒在其中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个动作。这套系统就是著名的“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

在里夫金看来，“效率至上”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虽然效率更高，但难免意味着需要的工人更少，从而导致劳动力减少和失业人群增加。工人越来越少，工资就越来越低，于是制造商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一边是制造商积压了大量库存，另一边却是零售商店门可罗雀。

亨利·福特是第一个醒悟的人。他意识到现代流水装配线的效率造成了“消费赤字”，他为资本家同行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理念：即美国公司应该慷慨地为工人加薪并减少每周工作时长。他首先将8小时工作制制度化，其他企业巨头虽不情愿但也迅速效仿这一做法。

20世纪50年代，正是全球制造业经历收益递减的时期。就在这时，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开始试验改良版的泰勒主义，并将其称为“精益生产”。精益生产也称为准点制造，其设计特点是反应敏捷和调整灵活，目标是只生产当前市场需要的产品，在提供各种个性化产品以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同时，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乍看之下，精益生产这个更加前卫的新版本在应用上似乎与泰勒最初的构想大不相同。但过去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这种管理劳动力的新方法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加贴近泰勒主义的精髓。使用了精益生产理论的公司实际上也提高了效率，优化了资源的使用，节省了生产和交付产品的时间，同时还节约了运营成本。

如果说福特主义和精益生产主导了20世纪，那么亚马逊则是将泰勒主义的愿景带入到21世纪。亚马逊是世界大型的物流公司，它的一切工作都与衡量、管理和超级高效有关。2019年，该公司在全球交付了35亿个包裹，并在2020年底跃升至世界500强的第一名。如果弗里德里克·泰勒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杰夫·贝佐斯运用科学管理原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宽度和范围而倍感敬畏。

泰勒主义对商业运作的影响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都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讲求效率是正确的，但效率至上是错误的。里夫金指出，泰勒对效率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人类能动性的骨髓深处，改变了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这不仅对人类的心灵有害，对自然世界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韧性和适应性理论的出现

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发表了题为《生态系统的韧性和稳定性》的论文，阐述了有关自然环境的形成和运行的一种新理论。霍林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引入了“适应性管理”和“韧性”的概念，与其他先驱者在一起，将生态学与社会学融合，为创建一门全新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并对传统经济理论指导原则和实践发起挑战。该理论被称为“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CASES）。

霍林提出，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属性来定义：韧性和稳定性。韧性决定了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持久性，是这些系统接受状态变量、驱动变量和各种参数的变化后仍然保持稳定状态的能力的量度。在这个定义中，韧性是系统的属性，而持久性和灭绝概率是结果。因此，“优先选择的主要策略不是效率最大化，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回报，而是通过保持灵活性而使持久性高于一切。”

在接下来的30年里，霍林对韧性和适应性理论的开创性工作不断被其他人改进、拓展和定性，为该学说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2004年，他与人合著了一本修订后的关于韧性和适应周期理论的书，书名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韧性、适应性和可转变性》。在修改后的模型中，霍林越来越关注自然系统中的“可转变性”，即系统可能无法自我维持，这就迫使它向一种新的自组织系统转变。

早期文献中的“韧性”是衡量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可以承受多大程度的破坏并仍能恢复其原始状态的参考指标。但韧性绝不意味着重新达到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时间和事件的流逝总是在改变模式过程和关系，无论痕迹多么轻微，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是如此。韧性永远不该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种“存在的状态”，而应该是一种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反过来，适应性是一种时间能动性，单个生物、整个物种或更大的生物群落都靠它将自己融入所有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模式，这些过程和模式在这个互动星球上构成了地球的微生物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

效率让位于适应性

从那以后，霍林的韧性理论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科学等几乎每一个学科。商业领域和工业产业也开始效仿，尤其是金融和保险行业、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和电信技术电力行业、运输和物流行业、建筑行业、城市规划行业以及农业。但最重要的是，新的大颠覆的零点位置恰恰处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点。

霍林指出，经济学学科如果要生存下去就需要转变思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人们重新评估该学科长期秉持的一些信条，包括一般均衡理论、成本效益分析、对外部性的狭义定义，以及对生产力和GDP的误导性概念。这种转变从根源上需要减弱甚至挑战这个学科对效率至上的追求，并开始开发能使该学科与适应性异曲同工的工具和商业模式。

CASES所用的科学探究方法与传统的科学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传统的科学方法通常关注孤立的单个现象，通过观察其组成和部分的运作规律来了解整体的结合。第二，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被吹捧为客观无偏见的观察和调研自然，实际上完全相反。第三，自然通常被看做为了社会利益而开发的“资源”。相比之下，在复杂适应性社会/生态系统方法中，自然带给的体验是“能够通过信息和能量交换，自组织其结构配置的开放动力系统”。复杂适应系统也会学习适应新的情况、模式和环境，还有那个转变自己进入新状态的过程——被称为“涌现”。

效率直到最近才渗透到每一次商业对话中，随着社会从一场危机踉跄到另一场危机，面临着不断升级的传染病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前景，效率的呼声开始越来越小。人们讨论的主题已经从机会无限转变为减少风险，效率开始让位于适应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在自然界中“适应与生存”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动植物为增强自身的韧性、增加繁殖和生存的机会而采取的各种适应方式。比如，深受大家喜欢的动物考拉已经适应了只吃桉树叶，桉树叶恰巧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低、对许多其它物种来说具有毒性的东西，却为考拉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竞争优势的营养来源。灰鲸每年从北极的寒冷水域长途迁徙数千公里，到达墨西哥的温暖水域，在那里产下幼崽，然后再返回北极，这样，幼鲸就可以在富含营养的水域成长。英国的桦尺蛾是动物适应环境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桦尺蛾是带有黑点的奶油色，只有少数是黑色或灰色的。但随着工业活动产生的灰尘落在树上，颜色较深的桦尺蛾在数量上占了主导地位，因为它的体色融入了较暗的植物背景。鸟类看不到黑蛾，只好以白蛾为食，结果黑蛾就成为优势种群。

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马丁·里夫斯和迈克·戴勒姆在一篇题为《适应性：新的竞争优势》的文章中指出，最成功的公司围绕规模和效率建立业务，这些优势的建立有赖于一个基本稳定的环境。然而，正如他们所解释的那样，在一个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这些久经验证的价值观变成了沉重的负担。相反，企业如果要生存，就得承认适应性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愿意尝试和接受失败，即使它减少了短期收益。这是重振旗鼓和待在场上的生存之道。文章作者倾向于“创建去中心化、流动甚至相互竞争的组织结构”，并且认为这样的方法可以“摧毁僵化等级制度的垄断优势”。他们指出，切换到多种培育一个广泛的替代业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使企业具备所需要的灵活性，可以适应快速变化、险象环生的环境。

毫无疑问，将复杂的适应性思维运用于社会/生态系统意义深远。这是一种系统性变革，其变革方式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社会可以依此重新整合人类物种，使其回到作为寻求韧性的适应性代理人的角色，进而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的星球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