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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司法改革引发的抗议浪潮演变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内塔尼亚胡政府被迫宣布暂时推迟这一改革。但这场风波令人意外地连带冲击到了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多次发声，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的改革计划，要求其放弃改革。内塔尼亚胡及部分极右翼阁员则对美国反唇相讥，声称“以色列不是星条旗上的另一颗星”，强调以内政不容干涉。

众所周知，美以是亲密盟友。以色列能在中东生存发展，与美国的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两国国内政治也密切联动，美国犹太人群体是连接两国政治的纽带。这次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中就包括与美国犹太财团联系密切的以色列智库。司法改革的支持者还认为改革是借鉴美国“先进”经验。美国很少这样公开干涉盟友的内政，美以之间的矛盾以往多私下解决。这次的反常事态显示美以关系出现了明显裂痕。以色列国内甚至出现“美国正在以色列发动颜色革命，帮助伊朗颠覆以色列”等激烈言论。美以关系近来陷入紧张，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以关系具有较强的党派色彩。盖洛普最新民调结果显示，85％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表示赞赏，民主党人中的这一比例为64％。80％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人的同情多于巴勒斯坦人。66％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持积极态度，但2/3的民主党人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一般而言，美国共和党与以色列右翼在宗教、意识形态和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等方面立场相近。共和党执政期间，美以关系较融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几乎一边倒地偏袒以色列，除了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推出有利于以方的巴以和平“世纪协议”，还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民主党政府却往往不能与以色列右翼政府同频共振。在奥巴马时期，美方对安理会关于谴责以方建设定居点的议案投下弃权票，予以放行。以色列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非常不满。因此，当拜登政府遇到当前的以色列右翼政府，矛盾便难以避免了。

其次，拜登政府用价值观外交处理美以关系。在拜登政府看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拟推行的司法改革是“以民主之名反民主”。美方指责这个改革表面上旨在减少司法对政府日常工作的干扰，提高行政效率，实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企图垄断权力。以色列被美国视为“中东民主堡垒”，与其他中东盟友相比，美国更加珍视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相似的以色列之间的盟友关系。作为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近期正举办第二届所谓“民主峰会”。此时以色列出现“民主倒退”，拜登政府自然不想坐视不管，内塔尼亚胡不被邀请参会也是情理之中。

再次，巴勒斯坦问题上双方分歧明显。拜登政府延续了民主党在巴以之间维持相对平衡的一贯政策，这体现在不放弃“两国方案”，对巴勒斯坦人持同情态度，反对以色列将巴领土上的非法定居点合法化的意图。内塔尼亚胡上台后，以色列开始推动兼并约旦河西岸北部四个犹太定居点，这一既违反以色列国内法又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遭到拜登政府抵制。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多位重要内阁成员，最近多次发表激进言论试图推翻“两国方案”，这也引起美国民主党人士的警觉。近年来，民主党内部出现一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力量。以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为代表的20多位议员，公开抵制以色列，主张反思美国的巴以政策，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民主党内部反以力量崛起，虽不利于美以关系，但有利于加强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的正义力量。

最后，以色列内乱不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利益。随着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中东地区掀起一波强劲的“和解潮”，美国和以色列的“敌手”伊朗和叙利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中东地缘政治的快速分化组合显然不利于美国，意味着美国拉拢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朗联盟的企图落空，其在中东势力被认为正在衰落。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此时激化国内矛盾、挑动巴以冲突，将使美国更加被动。因此，美方坚决要求内塔尼亚胡政府撤回改革方案，停止兼并定居点。

虽然美以关系出现裂痕，但远未伤及双方盟友关系的根本，对此不宜过度解读。在遏制伊朗等问题上，两国仍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做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当前美以关系陷入紧张，不过是两国国内政党轮替导致的峰谷交错趋势的进一步强化，并不代表美以同盟关系的根本性转向。（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